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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越来越模糊了，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大学剩下的时间越来越不多了。
早在四年以前，甚至再一个四年以前，或者在22+以前，是的，在我大学毕业的今年，我22岁。
我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独立到不占用社会的任何一个岗位，自己去创业，并且在我的大好设想中，我早已经把为别人提供工作岗位列在了我的事业线上。
那夜和往常一样的平静，父亲又打来了电话询问我找工作的事情了。
我告诉父亲说：“别怕，我们不急，急的是那些没有考入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父亲听后，笑了一声说：“儿子，这儿子我没有白培养，是啊，我们是名校，不急，谁还会和那些所谓的大学生抢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岗位，我们要绅士。”
我说：“父亲，我记住了。”
在电话的那一头，父亲又嘿嘿一笑说：“对于你的培养，就像是炒股，我经营了二十几年，终于没有崩盘，到了我翻盘的时候了，哈哈哈。好好干，有出息。”
我实在想不清楚父亲说的“有出息”是说自己的还是说我毛晨的，我只是对他说，不负父望。笑着回应了，那头在听到满意的答复后，已经挂了电话。
夜空依旧是比接电话之前黑了许多，我知道，是隔空说话的时间太长了，在那更黑的夜空中我好像可以清楚地看见父亲得意发笑的面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许多，眼睛已经要眯地快要粘合起来了，我知道这是父亲放心的安详，对我的他信。
我回味着最后回答父亲的那句“不负父望”，站在那六月的热风中眺望着上海的一大片角落。
身后的大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依旧是一贯的动作，手里端着那只经过了无数次淋水，依旧没有被摔坏的杯子。
大伟告诉我们，这是上大学之前，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杯子，说，寓意是一辈子。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大伟的是：如果在十年以前，她送你杯子，代表的是一辈子，可是，在十年后的今天，她送给你的有可能只是悲剧，时代在变化，万物都已经复苏了好几十回了，一切的代表有可能都过气了。
大伟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是在和父亲谈论找工作的事情吗？”
我说：“是啊，都要毕业了。”
大伟缩圆了嘴，吮吸了一口水，说：“哦。”
我笑着对大伟说：“我们又不用多着急，都是名校大学生，一定会不负父望。”
大伟告诉我说：“知道吗？能创业的大学生才是不负社会所望，更别说就一个父亲了，你可以让多个父亲——懂吗？”
我的崇拜心一下子涌了上来，我说：“伟哥，你要干嘛？”
大伟说：“创业。”
大伟转过身去，发出了笑声，端着他的一辈子回去睡觉了。
我拉长声音在大伟身后喊道：“伟哥，创什么业。”
大伟的声音减弱地说道：“读——死——书。”紧接着是放心的呼吸声，粗壮的，放肆的声音。
十天后，我开始上路了。
在这十天里，上海的夏季越来越蔓延了起来，显著的特点是热不可耐。
我想，我至少是该回大西北避暑了。
这一路旅程我不想去乘坐任何属于公共或者国有的交通工具，我有了自己的私人坐骑。
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敞篷车并且在车的某一个座位上有一位可爱的姑娘，当然，这位姑娘也不是公共的，是我私人的。
我的坐骑是一辆全方位自动化的大范围视野的可以灵活到不污染环境的环保式的现代化工具，它是一部组装自行车，准确地说是一辆山地车。
这辆山地车陪伴了我四年，从大学开始我就和它在一起了，在陌生的城市，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伴侣。
当年，我来到上海这座繁华的魔都，我遇见一个身手不错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在大学城的一个角落里他问我要不要山地车。
我告诉他说：“要。”
随后，他说：“走，带你去看车。”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商量价格，就跟随他前去了，那个男人带我来到一个收费看管自行车的停车位。
他说：“都三百，随便挑。”
我问他：“这车是别人的，我不能要。”
他说：“这些车都属于我看管，就现在，随便挑。”
我说：“我不要了，谢谢。”
他说：“要不要都是三百块钱，别拿谢谢来体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我看着他的眼色说：“叔——”
他说：“别废话，不挑掏钱，我还要去寻找下一位卖主，忙着呢。”
我说：“叔，就那辆山地车吧，我不会耽误你的工作的。”
他帮我拆掉了那辆山地车的锁推了出来，他停稳了山地车，在自己包里挑了一个和那辆车手把颜色不一样的手把，换上了。然后他问我说：“颜色合不合适，喜不喜欢，我这是形象设计，在包装，你对我的工作是否满意？”
我说：“叔——”
他说：“我和你没有关系，请叫我老板。”
我说：“老板，颜色很好，很温和，我喜欢，我对你的工作——”
他说：“别废话，我的专业很对口，我以前是开锁的，小伙子，你大学毕业，不一定就能找到这么对口的专业。”
我说：“老板，你手艺很好。”
他说：“对了，我兼修修理，人要全面发展啊，快付钱。”
我付给他钱，准备推着山地车离开。
他说：“如果满意，以后多介绍几个同学过来，我会给你们优惠的。”
我看着他，笑了笑。
他说：“谢谢。”
四年后的今天，那辆山地车历久但不弥新，它和其他山地车的命运一样——变得越来越旧，车老珠晃，松散得不成样子。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生命轨迹里，最终的归宿里，它变得和其他车不一样——没有被偷。对于这点，我很兴奋。每次的期末考试，只要我骑着它去考的试，从来没有挂过，所以我更兴奋。
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爱车。
大学毕业的今天，我骑着它经过了无数的考试，它从来都未得好歇，寿命已到。
我告诉我的朋友大伟说：“如果能让它起死回生，我便骑着它回家探亲，之后再回到上海和大伟一起创业。”
大伟是我唯一要好的朋友，他说：“我看看。”
大伟卸下了车胎说：“车胎磨损严重，车轴有些松动，车架剧烈错位，车闸磨损失灵，链条已经断裂——”
我说：“伟哥，你是上海人，在大上海，见多识广，什么样的残疾你没有见过，你看它还有没有救，如果没有救的话，我想做一次慈善，把它捐给残奥会，说不定它可以独领风骚，夺得金牌。”
大伟听后，舒了一口气说：“朋友，残奥会上残疾的是人。”
“我帮你看看，说不定可以，主要的是你要和我一起创业，朋友，你是个人才。”他说。
我说：“伟哥，那麻烦你了，谢谢。”
伟哥后来带我又去了一次学校的停车位，他指着已经倒下的山地车说：“你看，这些都是没有人要的残疾，我们弄回去吧，组装一辆还是可以的。”
经过几天的往复自行车停车位和宿舍，大伟终于组装好了一切，除了一个可以用的车胎还没有找到以外。
大伟观察了一遍我的山地车车胎说：“是26寸的，这次我们要换地方了。”
之后他带我去了自行车修理铺，打算买一条车胎。
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男人给了我们一条车胎说：“三百，随便挑。”
大伟说：“一条车胎三百啊？”
他说：“不好意思，职业病。”
大伟正在挑一条26寸的车胎，我盯着自行车修理铺的老板看。
他说：“当年的新车，差不多磨坏了吧，来这是一条26寸的车胎，三十块钱。”他说着从下面拿出一条崭新的车胎。
我看了看车胎，是26寸。我递给了大伟，大伟看了尺码说：“老板，你早不说，害得我一通好找。”
我说：“老板，你混得不错，才四年就有了这么一片事业。”
他露出一嘴黄牙说：“还可以吧，承蒙你们大力支持，这四年来，治理越来越严了，我原来的行业只好放弃，现在转行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一条26寸的车胎？”
他说：“我这叫捆绑经营，这是一条经济链。”他用手指着门外又说：“这大学城只有我一家修理铺，你们大学生能开车上学的都去了国外，不能开车上学的，也要骑上一辆自行车，这样才显得不寒酸。”
我说：“你厉害。”
他愈发有劲得说：“这几天我正在注册大学城自行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打算先在上海上市，之后在北京要有分公司。”
“唉，不容易啊，要是可以在纽约或者华盛顿上市就好了，美元比人民币要坚硬。”他叹了一口气。
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位华丽着装的女孩儿，画着浓艳的妆容，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手里提着标有LV商标的包，说：“公司注册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说着，那女孩儿走到了老板的怀里。
那老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新女朋友。”
然后指着我们说：“这都是我的老顾客，你的学长。”
那女孩儿笑了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脸上的丰满的苹果肌上的粉刷刷得往下掉，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学长，你们好。”
我说：“好。”我心里明白地知道LV估计也只是IV的变形。
大伟看着那女孩说：“以后学长照顾你，学校的事情你都来找我，我是上海人。”
那女孩听后，惊呼一声，说：“哇，大上海，我喜欢。”
我推着大伟赶紧离开。
那男人在后面喊道：“下次记得介绍你们同学，我会给你们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