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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我融入到新生活中了，大部分工人接受了我，虽然也能听到有的人讽刺我，人家可是大学生呢，那时的大学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并不是那么好考，大学生也是凤毛麟角，人们谈到时，没有多少的尊敬和羡慕，更多的是调侃或嫉妒。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免疫的，我并未计较别人对我的态度，从小我就有那么一股劲，任你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如松，我不傲娇，不谄媚，我信奉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特别是对厂长，我一直尊重有加，绝不乱发表意见，也不越权汇报，尽管我是经理的人，但我也有事都是先汇报给厂长，不越级，不打小报告。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没办法升的更高，做的更好的原因，我没有认认真真的选个老大，并且始终不渝的追随他，我讲原则，是所谓自己的原则，让老大没法确认我到底是跟着谁，我太原则，让人很难挑出错来，也很难为老大冲锋陷阵。
朝中有人好做官，我这样完全不依靠任何人，只凭良心原则和自己喜好做事的，没人敢放心用，没人愿意全力栽培，毕竟是个不定的因素，谁知道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原则了自己人。
虽然现在我明白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但我并不后悔，或者说我安慰自己不要后悔，性格使然，所受教育使然，如果我选择另一种活的方式，也许鲜花遍布，一定是鲜花遍布的，但那也就失了自我，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人们口中的我了。
自己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我的思想是混乱无序的，想到哪就写到哪了，也好，就算是偶尔的发泄了。
就这样，我很快习惯了工厂的生活，好友小贺又来了几趟，给我送一些生活用品和好吃的，对我关心备至，嘘寒问暖，我也偶尔去城里，找她聊天吃饭。
工厂的生活是单调的，起床，洗漱，打饭，上班干活，吃饭午睡，上班干活，吃饭，晚上加班，回来加餐，洗漱后睡觉。
基本上是吃——干活——吃——干活——吃——干活——睡觉，因为订单多任务重，一个月基本每天晚上都要加班两到四小时，碰到工期紧的时候，还要干通宵。
每个月能休息一天，就是发了工资的第二天，让工人们买买日用品，或往家里寄钱，或将钱存进银行。
我是个适应力极强的人，并没因为单调生活而崩溃，反而很喜欢这样生活，因为这样可以令我没有空闲时间去胡思乱想，每日的忙碌令我充实，只想如何完成订单，修正错误，正常出货，每每看到集装箱缓缓驶出了工厂时，都感觉高兴自豪。
当时想法单一，目光短浅，现在有些茫然，那可是我国的资源，大小兴安岭的木材，源源不断送往美国。资源啊，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年代，换来一点点美金就被送出了国门。
我算不算卖国贼，应该不算吧，因为我达不到那个高度，做坏蛋也是要有资格的，我最多算是助纣为虐、不明是非、被人利用罢了。
我刚到工厂那会儿，工厂已经颇具规模了，工人有四百多人了，车间有六个组，分别是物料烘干组，备料组，机加组，异形组，砂光组，品检包装组。
因为袁先生是台湾人，所以延用台湾的管理体系，老板负责订单、财会及售后，老板娘长期在美国负责接洽客户相关事务，收到美国客户的货款先入老板娘的账户，老板娘根据老板在生产上需要的费用，再把钱打给老板。
老板长期在大陆，不过每三个月回一趟美国，好像是什么签证到期，必须离境，老板在大陆的账户上基本没多少钱，都是用多少再找老板娘要多少。
老板在北京市里租有写字楼当办公室，主要是财会、海关、大宗采购等这一块，而袁先生坐镇村里的工厂，负责工厂的管理，令其正常运转，所以工厂的管理体系都是袁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
他作为总负责人，只是让我们称呼他为袁先生，并没有叫什么袁总，袁总经理什么的，他手下两员大将就是杨经理和洪厂长，杨经理就是招我进来的姐姐，比我大两岁，她负责易耗品的采购和企划。
企划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制定出货计划，接收订单，分析订单，新订单的报价，生产用图纸的分发，产品问题的分析和反馈等等。
老板办公室所需资料都是由杨经理提供过去的，工厂有重大决定也是她整理形成文字上报给老板，有时还得为老板与袁先生不同意见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因为她也是家具专业毕业的，有了专业知识的基础，她完全胜任这些工作。
而洪厂长主要是负责工厂生产，根据生产计划，安排车间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计划，为了完成计划进行人员调配，协调各组的配合，工人的休假、工资、升迁都有很大的发言权。
他与杨经理是有矛盾的，杨经理总是把计划排的很紧凑，因为是内行，所以考虑的比较全面，基本上是压榨出工厂的最大生产量，而厂长却多为工人考虑，想着挤出更多的休息时间，总是觉得生产计划排得太满太紧，令人很难休息，天天加班，有时候还要通宵。
他们俩常常把官司打到袁先生的面前，袁先生属于老好人，只是和稀泥，更多时候是支持经理的，他也希望出货多多，总是给厂长出许多主意，就是一个目标，按计划出货！
因为工厂不断的扩大，由原来的不足百人到我去的时候的四百多人，杨经理感觉到了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对工厂进度的把握有些吃力，这才向袁先生建议找个大学生来当她的助手，帮她做企划这一块。
这才有了我的机会，进入了RY公司，来到了北京打工。我没想到的是，在北京，在向阳，在RY，我这么一呆就是二十年。